反右倾运动

过程

1959年8月15日和16日，毛泽东已经把庐山会议上争论的问题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15]，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后半程）通过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中提到[15][12]：

國內外的敵對勢力一開始就惡毒地攻擊我們黨的總路線，攻擊我們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 我們黨內的一些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特別是一些具有政治綱領、政治野心的分子，竟然在這樣的重大時機，配合國內外敵對勢力的活動，打著所謂『反對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旗號，發動了對於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猖狂進攻。……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攻擊的矛頭，是針對著黨中央和党的領袖毛澤東同志，針對著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因此，右傾機會主義已經成為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團結全黨和全國人民，保衛總路線，擊退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已經成為黨的當前的主要戰鬥任務。

維基文庫中与此條目相關的原始文獻：

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庐山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遂发动“反右倾”斗争，在全党、全军、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历时半年左右的“反右倾”运动[1][2][12]。有学者指出，這段時期代替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的彭真，是「反右傾」的主要執行者[2]。1959年9月起的一个多月时间内，解放军全军就重点批判了847名干部，至11月底，全军共划出1848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中团以上干部195人[4]。此外，水利电力部党组打了“以李锐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外交部则打了“张闻天反党集团”[21]。

1959年中国大陆进入“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激增[22]。

1959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军委总政治部提出的《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的标准和处理办法》，其中规定的“右倾”标准是[4]：公开散布系统的右倾言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积极支持彭德怀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毛泽东的；历史上多次犯错误的，对党心怀不满的，这次又借口批评“大跃进”，猖狂攻击的；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一贯右倾”，“大跃进”以来又有严重“右倾”言论和行动，仍“执迷不悟”的。依据上述规定，中央国家机关重点批判了1900余人，重点“帮助”了2714人，还将224人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4]。

与此同时，1959年11月下旬，中央统战部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起草了一个文件指出，此次“反右倾”运动只在党内干部中进行，在各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中间，不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群众性的斗争，不进行反右倾运动，不进行重点批判[4][23]。但运动影响仍波及到广大农村、工厂甚至高校，譬如北京大学的128个党员教师骨干中，有17人被认为“有严重资产阶级思想、以专家自居，不服从甚至反对党的领导”[4]。

反右倾运动致使大量中共党员干部遭到批判，部分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组织处分，大跃进运动温度不降反升，造成更多的人饿死[2][3][4][24]。以湖南省为例，据官方数据，该省仅县以上机关单位有4696人被重点批斗，1630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他各省市及自治区也存在类似情况，有的省市还抓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4]。福建省在“反右倾”中把省长江一真、副省长魏金水打成了“反党集团”[21]，而中共河北省正定县县委则打了以杨才魁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21]。